谋“势”不仅是我们率领部下取得巨大领导成效的一个前提,而且呢,也是我们做好各项具体事务的一个依据。对有些事物,可能按照我们通常的原则根本是不可能做的。但是如果有了一个大的谋划,在这个大的谋划前提下,可能就可以去做。大家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个著名的61人叛徒案,就是以薄一波为首的。为什么?当然这个叛徒案是平反了,后来给平反了。为什么要给这样的叛徒,就是当时他们集体履行国民党别人规定的这种出狱手续那么出狱。按照我们共产党的这个准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为什么给他们平反了,不定为叛徒案。那么就是当1935年,我们长征到达陕北。那么当时面对日寇进攻的这个危险。我们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那么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一个大政方针。而且当时恰好呢,北平发生了12.9运动。那么当时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去开辟建设新的根据地,也为我们红军能够在延安立足提供一个大后方。因为当时白区的力量损失了100%,如果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根据地,我们当时很有可能在延安立不住脚。那么当时少奇同志到了华北开辟工作,他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刚才说损失了100%就是没有干部。所以他根据我们当中央制定的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大政方针,为了解决缺乏干部的燃眉之急。那么他以党中央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让这些被关在草岚子胡同的我们61位很有经验的共产党人履行敌人的手续出狱,服从这个抗日民族统一的需要,那么事实证明了那么中央也批准了这个决策。事实证明了这个做法为当时抗日,就是当时华北根据地的创立为我们红军能够在延安立足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个谋“势”呢是我可以说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和保证。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就是领导人都多次强调和领导正职要善于谋“势”,要做这个谋“势”的工作。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过。他说呢,任何一级的首长都应该把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重点上,那么也就是谋“势”。陈云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当中,多次指出,说过去旧商人中呢,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就是专门做这种战略谋划的人。这对发展经济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他强调我们领导经济工作,特别是一把手,要成为这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人。
既然谋“势”如此重要,一个好的领导正职必须是一个善于谋“势”的人。那么怎么谋好“势”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素质,具有战略思维的能力。此外呢,就是要善于运用智囊,善于汲取群众的意见和智慧。
领导正职发挥主导作用要做的第二个方面工作是建制立规不忽视。这是要求领导正职重视和做好建制立规的工作。
近二三十年来呢,在世界管理学界和领导学界出现了一股探讨领导与管理的区别和联系的热潮。已经被取得公识并且深入人心的一个说法是“领导是做正确的事,管理是把事情做正确”。做正确的事,既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运筹帷幄,预测时势,营造态势。也包括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化,制度化以及日常工作的规范化。形成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各种制度和规范,使下属有所遵循,有所约束,把事情做正确。
邓小平呢,在总结我国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者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领导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方面的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然而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关系到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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