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第四，强化计划原则与计划权力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虽然涉及一些理论问题，但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一击破，并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使政治集权体制的实施有稳固的经济基础，斯大林认为，必须牢牢控制经济，其重要途径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来说，还必须解决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即谁是生产的调节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价值，二是计划性。从官方到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苏维埃经济的调节者是计划。一般是这样解释这个观点的：既然有计划发展被看成是市场自发势力的最明显的对抗者，那么，计划也就被宣布为苏维埃经济的调节者，并在社会主义成分中能起最大的作用。同时，计划不仅同自发势力相对立，而且还同价值规律本身相对立，因为这一规律只能是自发的。为了使计划性(或计划原则)在调节经济中得到强化并富有理论色彩，经济学家们又把计划性变成规律，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样就可以与它的对立面——价值规律处于同等地位了。就是说这两者都是客观规律了，并且在理论上可解释为：发生自发作用的价值规律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计划性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代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原则的绝对化，把计划性提升为规律，不只意味着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也意味着指令的随意性和唯意志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对经济控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维埃国家不断地把计划原则绝对化，产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大大发展了，所谓计划调节实际上变成了一些经济领导机关、少数领导人乃至个别领导人的意志调节。

苏联工业化时期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成了指令性计划制度。这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其二，作为国家行政组织的部以及总管理局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法实现的。其三，与上述特点相关，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其四，形成了部门管理原则。这有利于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企业实行集中领导。其五，由于工业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工业化时期力图实现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经济核算的目的实际上都落空了，在企业对人、财、物等方面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经济核算只能徒具形式。其六，工业企业管理一长制得以执行。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推行的一长制并没有建立在经济民主管理的基础上，企业 厂长独揽大权，成了企业真正的官僚独裁者。其七，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1928年，全苏私人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占17. 6%，而1932年则仅占0. 5%。这里可清楚地看到，苏联在工业化时期的工业管理体制是建立在单一的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这是苏联全面推行指令性计划的基础，也是使其计划范围扩大和国家成为工业管理的主体及中心的必要条件。以上分析说明，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1929年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和斯大林思想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已初步确立，而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则意味着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模式已全面建立，也表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及更加巩固。这是因为： (1)在工业化运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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