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保护的法理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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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保护的法理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权

辛　崇　阳*

内容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交保护制度通过国际条约的规定和以国内法的方式表现出的国际社会的实践，其职能向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确立了个人有独立与国家并有其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地位。日本在围绕其国民针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问题上，无论是政府的立场还是法院的司法实践都是建立在这一个人地位的基础之上，认为日本只是放弃了作为政府的外交保护权，而没有放弃其国民的请求权，所以，国民可直接向加害国提起损害赔偿的请求。但是，遗憾的是在涉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时，日本却违背了其自身的立场，认为中国政府已放弃了其国民的请求权。

关键词：国际法 外交保护 索赔 请求权

一、引言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指在二战期间因日本所实施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相关国内法的严重犯罪行为而遭受人身、财产和精神方面损失的我国受害国民或其遗属，对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国政府或企业等提出的要求其承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其它民事法律责任的诉讼。 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围绕着中国政府是否已放弃了其受害国民的索赔权问题，中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争议。 200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有关中国“慰安妇”的二审判决使这一问题更加引人注目。法院驳回了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日军强掳的中国妇女郭喜翠和侯巧莲要求日本政府承担由于其实施“慰安妇”制度给她们造成身心伤害的法律责任的上诉请求。其理由除支持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所适用的除斥期间等外，还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判决中初次明确适用了“日台和约”，即根据日本与当时中国所 編集部注*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

1）1988年9月，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村200多村民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交了中国国民的第一份索赔

书。同年有28封索赔书从江苏、山东、浙江等地寄往日本大使馆 。1989年12月21日，4位中国老人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花冈事件幸存者致日本鹿岛建设公司的公开信》，要求鹿岛公司谢罪赔偿。紧接着，南京大屠杀案幸存者和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战争受害案、刘连仁强制劳工案、平顶山屠杀案等相继向日本各地方法庭起诉，拉开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幕。

2）1992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答日本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赔偿问题已经解

决，一部分中国被害者与日本的当事者接触，我们不干涉。”1995年3月，钱其琛外长再度明确指出：“中国尽管放弃了国家赔偿，但是，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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