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人伦与道德重建的人文限度

温情人伦与道德重建的人文限度

温情人伦与道德重建的人文限度

作者：马新亚

来源：《百家评论》2022年第05期

内容提要：《文城》延续了余华作品一贯的“苦难”与“温情”两大主题。余华用温婉的笔法写了乱世的温情，但主人公过于完美的形象预设以及内在冲突的缺失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情感力度。1990年以后，余华用乡土文化资源缓解了他与现实的对抗关系，转以一种悲悯情怀来弥合美与丑、爱与憎、生与死之间的界限，这体现了他用审美意识统摄文化观念的尝试以及他对国民道德重建的思考，但由于乡土文化资源内在的驳杂性的制约，他的作品在人性深度上并未比以前有很大超越。

关键词：余华《文城》温情人伦道德重建

“苦难”与“温情”是解析余华的作品主题的两大关键词，根据这两者的占比轻重，可以将余华的创作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从《十八岁出门远行》a开始到《在细雨中呼喊》），书写暴力、死亡、鲜血、隔膜等由人性之恶和世道艰难所构成的人性深渊，并在黑暗中用喑哑的声音呼唤家庭温情、人生指引与沟通慰藉；第二个时期是以20世纪90年代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b为标志，从书写“苦难中的温情”转向书写“温情地受难”c，由福贵、三观等小人物在纵向历史进程中的苦难历程，透视眼泪中的宽广和受难中的崇高，为20世纪中国人的生命样态和生存智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学底本。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的主题转型，体现了余华从青涩、尖锐到成熟、持重的人生态度、价值立场的变化，也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民间性”“多元文化”在替代80年代的“文化热”的过程中对“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转型的先在规定性。当然，这还仅仅属于人的心理发展以及时代对文学的塑形的普遍性、规律性问题，并未真正触及到作家、时代、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作家怎样在这个互动中调整心态、提升眼界、建构自我的过程，换言之，要判断余华创作的两个阶段在内在结构上是平移、断裂或螺旋式发展，关键要看他是否能够从叙事的迷宫和写作的程式中解脱出来，以新的眼光打量时代景观和本土資源，用个体化的历史想象力创造性地将个体、时代、历史三个空间同时打通，为“人”的存在提供一份精神证词。距上一部作品《第七天》八年之久，余华推出了《文城》，这部作品本来叫《南方故事》，后在作家夫人陈虹的建议下，修改为《文城》，单从字面来讲，将“文城”视为“文化传承”的谐音，是不难被大众所臆测的；从书写内容的时代性上讲，《文城》的确可以看作是《呼喊》的姊妹篇，因为后者提到的孙光林的祖母在青年时代被前夫家里休掉的故事，正好是《文城》中纪小美的故事的开始，余华也在2021年4月23日的读者见面会上说到他有意要写一个“《活着》以前的故事”d；从主题、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来讲，《文城》也颇具余华巅峰时期三部代表作的韵味，因此读者大呼“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那么，《文城》的回归在多大程度上是《活着》阶段的重复，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活着》阶段以及《呼喊》阶段的反思与超越呢？这就需要从《文城》开始，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余华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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