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红枪会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及成因

河南、红枪会、地方政府、乡村精英

略论红枪会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及成因（1920-1930）

摘要：在1920年至1930年的十年间，红枪会与地方政府有对抗也有合作，但其关系总体上是对抗的，而这样的对抗并不能代表农民群体阶级意识的“觉醒”，实际上，农民的反抗行为也并不代表农民自身的自觉性——乡村社会的统治精英在此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控制和领导着绝大多数的红枪会组织，可以说，红枪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取决于乡村精英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关键词：红枪会 地方政府 关系 成因

关于近现代史上的红枪会，特别是河南红枪会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从建国后，就有许多著作从研究近现代会道门的角度涉及了红枪会，如蔡少卿著《中国秘密社会》、邵雍著《中国会道门》。改革开放以来，对红枪会的研究多集中北洋军阀时期，且多是对史事的梳理，以及比较直接的原因分析，另外较多涉及的还有红枪会与各种势力的关系，如红枪会与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军、国二军、冯玉祥等的关系。各项研究多把红枪会的行动看成农民的群体意志，而忽略了红枪会的领导者——乡绅、地主，或可统一称之为乡村精英。只有王文玉的《20世纪20年代河南红枪会述论》1指出河南红枪会的性质是地主阶级的，并注意到了地方精英在整个红枪会运作中的支配作用。本文试图说明1920年代初到1930年代初河南红枪会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且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更注重乡村精英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通过考察乡村精英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纠葛来解释红枪会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

一、红枪会与乡村精英

李大钊指出，红枪会遍布河南，说明中国农民已经清醒过来。陈独秀也认为，红枪会是中国农民反抗“政府官吏及士大夫”的“历史惯例之一”，是和太平天国、义和团并列的又一次农民革命2。这样的论断不免带着革命者的一厢情愿。在古代，士、绅是一体的，取得功名的人，为官即为士，在乡即为绅。但是近代以来，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逐渐减弱，入民后，随着现代官僚体系的建立（包含大量军阀官僚），县或县以上的官僚体系和乡村士绅已经脱节，乡村精英更多地是想阻止国家政权在乡村的渗透，所以乡村精英和地方政府也时有矛盾发生。正如王文玉所说，河南红枪会的性质是地主阶级的，农民更可能只是在地主乡绅的带领下对地方政府进行了反抗，而陈、李只是从表面上得出了结论。实际上，枪会多集中在豫西、南，这里多是土瘠地薄之地，不像豫北和豫中土地肥沃，山地出产无几，生产能力很低，地租也比别地高，工商业几乎为零，经济基础更为薄弱3。而整个河南形成了以铁路为中线形成了一个T字形的“发达地区”。如豫中南为烟叶产区，豫北铁路沿线和豫东的彰德、太康等地也都成为商品性的植棉1

2 王文玉：《20世纪20年代河南红枪会述论》，《兰州学刊》，2004年，第3期。 陈独秀：《红枪会中国的农民暴动》，《向导》第158期，1926年6月16 日。

3 袁岿然：《河南红枪会研究，1913—1953》，扬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第1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