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的“四化”

励人们前进的鼓角和战歌”①，成为国家的光辉象征。我国另一位现代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于1939年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作词），也以伟大的抗日战争为题材，讴歌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同样，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于1942年创作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以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为题材，用音乐形象表现了在德国法西斯凶残侵犯下苏联人民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英雄风貌，被誉为“战争的杰出纪念碑”和“音乐中的航空母航”，作曲家因此于1953年获得“世界和平奖”。

由此可见，时代化是作曲的基础与前提，离开了时代化，任何音乐作品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作曲的民族化

民族化是一切文艺作品的生命与灵魂，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所有文艺，都以民族化作为生命。对此，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文艺家早已达成共识。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②毛泽东同志也十分明确地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③正因为如此，许多古今中外的作曲家，都以民族化作为明确的目标定位并为之孜孜以求。

法国的鲁日·德利尔于1792年创作的《马赛曲》，就以该年奥、普武装干涉法国革命为背景，表达了法国人民争民主反侵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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