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
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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