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全面系统研究美以关系的著作——评《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研究》

书刊评介　

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和建构(第11页),是两国在战略利益趋同情况下互动的产物。如冷战时期美以两国关系就经历了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的冷淡期,继而经过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过渡,到尼克松和里根时期才逐步得以定型与发展成熟(第12～22页)。冷战结束后,美以两国的战略合作曾一度受到冲击,但两国很快又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及生化武器扩散上找到新的合作基点,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随着美国将打击恐怖主义置于其全球战略的首位和民主改造中东计划的出台,双方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升级与强化。在战略利益说的基础上,作者继而从横向分析了造就美以特殊关系的另外两大因素,美国犹太院外集团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是如何运作和发挥作用的,以及两国特殊关系的表现。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互为倚重的战略利益是两国特殊关系得以存在的根基和支柱;犹太院外集团是积极的促动因素;互为欣赏和认同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因素成为两国特殊关系得以长久维持的稳定性力量。

21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层层深入的分析方法。　,作者把握一条基本的思维主线,服务和服从于美国对中东战略的。因而,境下进行的。战略价值的敌对双方———,美以特殊关系建立这并,紧紧依靠美国更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不可否认,,并与之构筑了非同寻常的双边关系,客观上是,严重伤害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感情。美国长期奉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在中东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不能以公正的立场解决巴以问题,催生了中东的反美情绪,导致美国始终无法建立起与其他中东国家真正的良好关系(第274页),这正是美国实现其中东战略和利益的矛盾所在。

31分析典型个案,使论证更具说服力。　例如,在解读“美国因素”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影响时,作者即以以色列同中国建交的曲折历程和预警机事件举例说明当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发生龃龉时,不得不屈从于后者的情形。对以色列而言,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始终是以色列外交实践的首要任务,除非事关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以色列在许多时候都不得不屈从于来自华盛顿的压力(第109页)。在阐述犹太院外集团是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使之为以色列服务时,作者也运用了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1973年中东战争中由于阿拉伯国家运用了石油武器,使美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意欲反思以往对中东的政策,暂停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此举被犹太院外集团———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视为美国准备“抛弃以色列”的信号,为坚决抵制这一可能严重危及以色列安全和利益的举措,该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游说活动,最终使美国政府的“重新评估”政策无疾而终。更有甚者,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 扬被美国犹太人认为在安理会做了有损于以色列利益的举动,遂在犹太院外集团的压力下辞职(第134～138页)。以上两个案例显示了犹太人在美国国会内外强大的活动能量,以及他们捍卫以色列利益的决心和勇气。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犹太人常常被视为美以特殊关系的“第三方”了。

41富有前瞻性。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结合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改造中东的战略和中东当时局势分析了以色列在美国新的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并对美以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了谨慎预测。作者指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发生了质变,即由过去寻求地区稳定转向以民主和自由对抗专制和恐怖主义。为此,美国不惜动武先后摧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并推出民主改造中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以色列不管部部长纳坦 夏兰斯基的“自由民主可以战胜暴政”的理念成为布什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直接思想来源(第266页)。在两国合作反恐的行动中,以色列成为当时中东乱局中的唯一赢家:萨达姆这一“眼中钉”被拔除,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伊朗也因核技术问题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以色列的周边环境显著改善(第262～265页)。然而,美国在阿以和谈中的双重标准,对以色列的一味偏袒,直接阻碍着美国民主改造中东战略的实施。作者认为,当前,美以双方仍有重大的利益契合点,由现实国家利益所导致的战术上的“不和谐音”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美以稳固的战略关系。不过从长远看,随着美国民主改造中东战略的不断推进及中东地区政治生态的最终改善,美以关系或许会从特殊走向平常(第275页)。

75

上一页第2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