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_M_库切与历史权威的对抗_高文惠

种不同的话语。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携带着程度不同的说服力的历史,不可避免地,试图宣称自己的至高无上,宣称自己是一种话语的主人形式,而像我这样的人们,也不可避免地,通过说历史除了是某种人们同意讲

①述给彼此的故事之外,什么都不是,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库切如此激烈的态度说到底不是针对历史自身,

而是指向历史叙述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意义强加。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态度,挖掘历史叙述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和虚构性质便成为萦绕库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历史的形成有赖于掌握历史纪录和历史阐释权力的人,对于一个历史文本,人们首先要问的是谁在书写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反映了什么样的意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选择材料、编织情节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倾向也编织进去,使形成的历史符合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在《黄昏的大地》的“雅各布 库切的叙述”部分中,围绕18世纪殖民探险家雅各布 库切深入南非腹地的旅行这同一事件,出现了四个不同的叙述,通过对这些各取所需的叙述视角的对比,库切表明通过增删材料和历史话语的阐释,历史是可以被改写的,被改写的历史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制造,从而印证了库切在开篇位置引用的弗劳伯特(Flau2bert)的名言———“重要的是历史哲学”,即按照什么样的历史哲学去对历史材料进行再生产。

在《等待野蛮人》中,刑讯室中的场景始终保持着某种神秘性,人们能够得到的历史只是官方的纪录,由于死无对证,官方的单方面言说便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行政长官面对乔尔上校率领士兵折磨野蛮人俘虏的暴行,为捍卫人性的尊严而站出来大声喝斥,可在此后的审讯中,乔尔上校对他的行为进行了嘲笑,“我猜想你是想走进历史成为一个烈士,但谁会把你写进历史书里去呢?,事情

很快就会过去,边境又会有二十年的太平的暴力,。来时,释放他的军官更是明确地告诉他:将一段历史抹去,历史的公正如何实现,。

,作为历史另一组成部分的历史阐释。在以前的闲暇时光,行政长官曾经从废墟,在审讯时,乔尔上校要求行政长官对这些木片进行解读,行政长官告诉乔尔上校:。或者说每一片木简都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读。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部家庭日志,也可以看作是一份战争计划;横过来可以读作帝国最后时日的一段历史———我说

③面对同样的一堆杨树木简,乔尔上校将它们解读作行政长官与野蛮人的某个组织之间传的是旧的帝国。”

递信息的工具,行政长官则倾向于将他们视为历史暴力的证明和被压迫者发出的战争、正义和复仇之声。很难说哪种阐释更接近历史真相,更为客观,只能说它们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书写,因为过去的历史材料自身本无固定的意义,有待意义的填充,持任何倾向的解读者都可以从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在出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书写的众多历史的较量中,最终的结果总是掌握权力的人书写的历史将其他的历史压在下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显性历史。反过来,也正是通过将异己的历史压制在历史的下面,书写和阐释历史的人获得和巩固了支配性权力。所以官方的权威历史的形成往往暗含着一种权力的压迫。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具有虚构性却被说成是真理的历史成为文化征服的一件重要工具。

库切对历史虚构性的揭示和对历史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挖掘,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历史噩梦的最终形式就是权力政治”,只有打破权威历史的迷梦,人们才能够真正解决当前的文化霸权问题。

二、历史的不可再现性

与历史的虚构性密切相关的是历史的不可再现性。过去发生的事不可能被完全“发现”,历史的本来场景也不可能在研究中完全“重现”,后来的人“只有通过文本来接近历史。但流传下来的文本只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表述’,它与真实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时间间距和文化间距,因此历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重构文

④本产生时的那个文化氛围,而无法真正回到当时的历史之中。”历史只能以想象的方式出现于人的意识或

话语之中,而无法在现实中再现。作为一种“表述”,历史文本的形成离不开语言的中介。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显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并非天然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语言的意义是在上下文的语境中产生出来的,随着语境的变化,语言的所指也不断地滑动,所以语言是不能恢复过去的本质现实的。基于语言的这

①J.M.Coetzee.“TheNovelToday.”[J].Upstream6(Summer1988),2-5.

②③J.M.库切:《等待野蛮人》,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50页。

④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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