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窦娥冤_看元杂剧与民俗文化之关系

窦娥冤

第25卷　第2期中州大学学报2008年4月

Vol.25　　No.2JOURNAL　OF　ZHONGZHOU　UNIVERSITYApr.2008　

从《窦娥冤》看元杂剧与民俗文化之关系

梁　珊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技术科学系,郑州450053)

摘　要:元杂剧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创作遵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来进行,可以说,它既是艺术表现,也是民俗表现,它与民俗文化关系极为密切。本文从民俗文化的四个层面,即民间传说、民俗语言、民间信仰、民间礼仪与《窦娥冤》的文本创作之联系,来具体阐述这样一个主题———作为元代时代精神的元杂剧,它的出现,是由民俗文化整合的结果,是由民俗文化赋予这个时代以鲜明个性,并以元杂剧这种文学体式表现出来。

关键词:《窦娥冤》;民俗文化;元杂剧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08)02-0046-03

　　元代,是我国戏剧发展的第一个丰收季节,许多剧本都深刻地反映出元代人民生活的疾苦,揭露了封建势力摧残人民的罪行,歌颂了人民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具有意蕴深远的现实意义。作为俗文学的一种,元杂剧的发生和发展容、形式及特殊风格的形成,、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手法,,为了维护传,被黑暗腐朽的封建专制政权推上刑场,强烈地展现了这部悲剧的永恒生命力。在《窦娥冤》中,为烘托强烈的时代特色和巨大的悲剧力量,其对民间传说的演化、民俗语言的采用、民间精神信仰的潜在蕴涵、民间仪礼对民众思想的时代局限等的揭示,都在作品中得到了一定阐释和具体体现,充分展现了民俗文化对元杂剧创作的深远影响。

一

《窦娥冤》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为表现主题而引用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都是对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其创作题材,源于我国民间长期流传的故事“东海孝妇”,并由此演化移植到吏治黑暗的元代社会现实中来。有关“东海孝妇”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 于定国传》,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于公为于定国的父亲,在东海郡当狱吏小官,郡里有一个很孝顺婆婆的寡妇,被郡守冤枉为死刑,于公据理力争,但无功而返。后来,东海郡大旱三年,新郡守听了于公的话,洗刷了东海孝妇的罪名,天公感应,降大雨以解旱情。在此,它吸取了这个故事的外壳,概括归纳了许多的社会现实内容。在剧作中,主人公窦娥同样被流氓张驴儿和贪官楚州太守桃　

收稿日期:2008-01-20

,,但窦娥的冤屈,,、大旱三年。

,被迫卖女抵债时所发的,可怜贫杀马相如”,就引用了司马相如由一介贫苦寒士到走上仕途受重用的传说故事:司马相如,汉代文学家,早年贫困,据《史记 司马相如传》中说他“家徒四壁”,后汉武帝读到他的《子虚赋》后,大加赞赏,召他去做官。这里,借用传说来写窦天章和司马相如之初的共同境遇,实际上也揭示了当时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元统治者把国人按民族、地域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政治待遇各不相同,蒙古、色目享受种种优遇,汉人、南人则深受歧视,尤以南人为甚。窦天章,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代表,其贫困潦倒的现状和元代当权者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息息相关。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者过分地依恃武力,认为武力可以代表、征服一切,对汉族文人这个群体极加限制,甚至加以血腥剥削和压迫。汉族文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心灵和肉体承受着极大的双重打击。“这批在空前的社会动荡中饱尝酸辛的失意文人,既没有先期降蒙而‘待遇优渥’的世侯显宦的踌躇满志,也绝少田产丰厚、优游林泉的山中高士们的闲适飘逸,郁积在他们心中的是以儒业立身的仕进之路被阻断后的悲愤、怅惘、失落和彷徨。”元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由此可见一斑。

当婆婆暂做缓兵之计,收留张驴儿父子在家同住,以图再嫁时,窦娥就用了四个民间传说加以痛责:

传说之一,卓氏当垆涤器,说的是当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富家女卓王孙的孀女卓文君爱上了“家居徒四壁”的司马相如,并和他一起私奔。后在成都卖酒,文君

作者简介:梁珊(1979—),女,河南汝南人,硕士,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技术科学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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