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

拥有不接的生命力，他们追寻的方向必须改变，于是将诗情转向了寻求一种超然。

从情性感悟向知性经验升华，这是九叶诗派有别与三十年代现实主义的最显著地特征。九叶诗派以思想知觉化的途径传达人生经验，他们认为“现代诗人重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并提出了“以感官与肉体思想一切的”主张，认为诗歌的意象正就是最清醒的意志与虔诚的灵魂互为表里的凝合。

九叶诗派在创作中自觉地追求诗歌的艺术与现实的平衡美。他们是一群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进步青年，他们绝对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现实性。同时，他们对诗歌的艺术性相当尊重，他们希望“子现实与艺术之间求得平衡，不让艺术逃避现实，也不让现实扼杀死艺术”，希望诗在反映现实之余还享受独立的艺术生命。

其中，穆旦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穆旦超越于一般四十年代诗人的，是在热烈拥抱时代中作为民族历史底蕴的探求，更能以为的博球者的姿态对自我精神裂变作敖文和导流，《探险者》、《穆旦诗集》、《旗》三部诗集，将西欧现实主义和中国传统诗歌结合起来，石峰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中，诗人“用身体思想”的方式对自己精神世界的裂变作了关照，这是一场把自己置于光明与黑暗、投入与超然之间的自我精神裂变，意味着在这不平凡的残酷现实中，知识者必须、也只能埋葬旧我，完善灵魂的重塑。“我”被一分为二的分身表现以及多角度的内心独白，各场景的交错，迭合，使精神裂变的自我拷问表现得极具张力，使拷问得以深入开展。穆旦追求的超验感应生命之谛，其抒情思路现实为生命从内心世界超越而向灵界转型的过程。《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融入了穆旦对野人山战役中出生入死体验，全诗通过爬行在胡床河谷，不断遭受着淫雨、毒虫、痢疾和饥饿的折磨，时刻有倒毙在森林中，腐烂在败叶中的危险的“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所导致的本能幻感，引向宇宙的灵思，捐躯在野人山的反法西斯战士是会永生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具有诗人思想，革命家血液的真实的他。

主情的现代主义在四十年代继续发展，且有所发展。他们生活在敌人的铁蹄下，强烈地体验到生命的个体性，因此避开了敏感的现实情状与政治领域而书写个人生活为主。他们捕捉迷离恍惚的情调，营造深邃飘渺的已经，以沉重的独语、心灵的咏叹来追索生命更有神的情趣；在艺术上他们汲取中国古典诗歌偏含蓄、讲意境、重烘染而轻描写的诗艺作风。

四十年代对中国来说，正处于历史大转折时期，每一个诗人个人的命运都不得不与民族阶级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只有让一己的悲欢融入群体的大悲欢中去，才是人抒情事业的真正出路。这些决定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诗歌主潮，而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也都显示出向现实主义靠拢的倾向。因此这一时期诗歌如此发展，也是正常的，或许这也是诗歌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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